事实上，北京也曾出台杜绝此类不文明的举措，那么“静音令”效果如何？记者实地采访发现，乘客的直观感受都是：不和谐的声音真的少了。

  12月1日13时至14时30分期间，记者随机选取三条地铁线号地铁正值午间高峰期，记者看出地铁内有4位乘客存在电子设备外放的情况；10号线位乘客声音外放；而地铁8号线位乘客用手机外放短视频。

  不过记者发现，虽然他们有外放，但声音很小，只有邻座能隐约听到。而其他乘客在使用电子设备时，都会佩戴耳机或静音播放视频。

  记者在站内随机采访了7位乘客，其中5位收房的人说，都曾遇到过地铁外放手机的现象，不过他们均表示，近期地铁中手机外放现象有所好转。

  10号线乘客李女士和记者说，以前坐地铁时，几乎每一次都能遇到有人在用最大音量外放音乐，在一旁坐车时，甚至能听到喇叭“劈裂”的声音。

  李女士说，当时地铁里公放的人不在少数，自己常遇到这一种现象，虽然很烦，但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惹麻烦，也只是选择戴上耳机屏蔽外界声音，和很多乘客一样低着头，不主动去提醒外放者减小音量。

  而对于“噪音垃圾”，并不是所有乘客大部分会选择沉默。张先生表示，出相关文明规范以前，外放手机的确实不少，“明知道打扰到周围人了，但咱也没有依据，也没有权利去叫他们把手机关上，可文明规范出台了就不一样了，咱有底气了。”

  张先生表示，如今自己遇到这一种情况时会区分对待，如果车厢内相互聊天的人很多，整个车厢比较喧哗的话自己是不会去阻止电子设备外放的，但如果车厢内人数很少，自己会去提示外放者把手机静音或调小音量。他认为，文明规范就是为了保障大家利益的，虽然是自觉遵守，但每个公民也都有帮助维护的义务。

  焦女士刚刚参加几年工作，她告诉记者，这几年自己平时全靠坐地铁上下班，经常会遇到有乘客手机外放的情况。“大多都是四、五十岁的男性放着‘土嗨’视频，或者是担心信号不好，扯着嗓子打电话的人吧。”她说。

  “上下班路上本来就身心俱疲，加上人多，遇到这样的人会更恼火。”焦女士告诉记者，最近一次自己在车厢里就曾遇到过老人接打电话外放的现象，但老人明显有些耳背，对电话内容听不清楚。“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，虽然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仍然会很不耐烦，觉得很吵。”

  而大学生小胡则表示，随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流行，在公共场所的手机外放造成的噪音侵扰慢慢的变成了一大危害，尤其是在本身就相对嘈杂的地铁运行环境里，这些外放声音的影响无疑会促进加重。但对地铁车厢内老人因听不清而外放电话的行为，年轻人给予老人的不该是不耐烦，而应该去给予更多的体谅和帮助。小胡说，自己更愿意去帮助老人复述电话内容，帮助老人更快地听清内容。

  记者随后采访了一位地铁安保人员，他表示地铁工作人员、文明乘车监督员以及乘务员在发现有外放不文明行为时，都会上前劝阻，乘客也可以让车厢乘务员出面制止。

  但他也表示，在实际管理中苦于工作人员数量有限，且外放情况大多发生在高峰期，工作人员走动困难，所以没办法保证每个不文明行为都被及时制止，“如果其他乘客觉得被打扰，也鼓励上前劝阻。”

  该工作人员表示，如果碰到不听劝阻或者态度恶劣的，他们会用值乘记录仪拍下视频，向上级汇报，再进一步处理。但这种方式实践起来相对较难，举报他人需要取证，当场“抓”住不文明行为人，其实挺难的。“因为很多人知道这样做不好，所以故意躲着，其实越是这样的人，周围乘客站出来指责他，越有效果，全民监督比我们制止管用得多。”

  地铁外放声音这种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，在于违规的“风险低”“成本小”，如何权衡、如何有效监管是一个值得思考和实践的问题。社会学家储朝晖认为，地铁里属于人员密度大的公共空间，人与人之间密切接触，声音自然也在密切接触间相互传送。

  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问题，公放自己想听的声音，不考虑他人感受，属于基本道德问题，但同时有很多人对这方面基本意识也相对单薄。

  “问题的核心，还是在于乘客本人，并不在于是否有禁令或规范对其进行约束。”储朝晖表示，惩罚措施制定合理与否的评判，建立在所有人都已经了解这一个政策的基础上。禁令和文明规范，是一种道德他律的方式，只能作为一种提示，终究是要提升乘客自身的道德约束感，这些简单的手段更温和也更有效。他认为，如今北京地铁上手机公放情况有所改观，正是证明了市民自觉、自律意识的提高。